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爆炸究竟什么情况?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爆炸事件始末

日期:2020-10-10 09:39:49 来源:互联网 编辑:小热热 阅读人数:148

黎巴嫩首都港口发生爆炸,至少73人死3000多人伤

当地时间8月4日下午6时左右,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发生巨大爆炸,爆炸接连发生两次,导致多栋房屋受损,玻璃被震碎,天上升起红色烟雾。据黎巴嫩卫生部公布,爆炸造成至少73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

目前,黎巴嫩官员尚未宣布爆炸原因。有报道称,爆炸是由于化学物质的自燃而导致的,当前现场状况相对稳定,官方没有公布是否有次生灾害的可能性。事件后,以色列方面发布消息,与这一事件无关。(总台记者 孙虎)

黎巴嫩大爆炸现场一片狼藉 大火仍未扑灭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爆炸究竟什么情况?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爆炸事件始末(图1)

当地时间晚上9时30分,黎巴嫩大爆炸现场大火还在燃烧,消防车辆、救护车辆以及工程车辆在赶往现场,救护伤员并对现场进行清理。现场目前已被部队封锁,多个建筑受损。贝鲁特医院急诊已人满为患,伤者目前被送往城外医院进行救治。

更新!黎巴嫩首都大爆炸已致至少70人死亡,总理妻女受伤,贝鲁特省长:堪比“核爆”

中国日报网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贝鲁特省长形容爆炸堪比日本的广岛、长崎核爆的国家灾难。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卜的妻子和女儿在爆炸中受伤。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爆炸究竟什么情况?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爆炸事件始末(图2)

黎巴嫩红十字会表示,爆炸造成至少70人死亡,这个数字有可能会攀升。

此前,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8月4日下午6时左右,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区发生巨大爆炸,多栋房屋受损,玻璃被震碎,天上升起红色烟雾。据黎巴嫩卫生部公布,爆炸造成至少50人死亡,2700人受伤。

有报道称,爆炸是由于化学物质的自燃而导致的,当前现场状况相对稳定,官方没有公布是否有次生灾害的可能性。

黎巴嫩贝鲁特大爆炸后——一场西式民主的溃败

大约1300年前,地中海沿岸东部的山区里,一位年轻的修士在山林间布道,四周的高大雪松在他手捧的典籍中被称为“植物之王”。

3个世纪后,一群来自埃及头戴白冠信仰星与月的僧侣,将早先到来的修士从马上拽下来,并命令他们改着黑袍。

在后来被称为黎巴嫩的这片土地上,既有十字排列的教堂,也矗立着高悬星月的清真寺。但不久前贝鲁特港口的一声巨响,让这一看似的和谐的图景支离破碎。一同破碎的,还有一场西方世界的民主畅想。

△在首都贝鲁特附近,有一座雪松公园,位于海拔二千多米的山顶,园内有几百棵雪松,其中数十棵有六千多岁树龄,据说它们与《圣经》同时诞生。《圣经》中把雪松称为“植物之王”,古代腓尼基人传说雪松是上帝所栽,故称它为“上帝之树”或“神树”。

当地时间2020年8月4日傍晚,贝鲁特港口传来一声巨响。翻滚的浓烟和水汽凝结的白雾从港口的一间仓库里直冲云霄。静静贮存在这里6年的2750吨硝酸铵爆炸了。

爆炸发生当晚,贝鲁特市长面对眼前的狼藉痛哭“在发生爆炸前,首先发生了火灾,有10名消防员进入火场……但他们都没有回来。”

此时,爆炸已经造成至少78人死亡,约4000人受伤,还有大量难以统计的下落不明。

黎巴嫩总统称,这是一场巨大的国家灾难。

法国,曾经与黎巴嫩有着相当悠久的渊源,一战后法国也曾直接统治过黎巴嫩,其总统马克龙在爆炸发生两天后便迅速来到黎巴嫩。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消防、救援人员以及大量的援助物资。

△1920—1943,法属黎巴嫩时期,黎巴嫩国旗

就在100年前,圣雷蒙会议上法国将叙利亚连同黎巴嫩作为其委任统治的对象;英国则是分到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包括现今的约旦)。除了1920年那次是刚刚结束一战,唯一的不同似乎只在于这次法国总统亲自到场了。

△8月6日,贝鲁特爆炸两天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黎巴嫩

当地时间8月15日,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黑尔在访问贝鲁特港大爆炸现场后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一支调查小组将在本周末抵达黎巴嫩,参与对贝鲁特港大爆炸的调查。

然而美国的调查只针对爆炸本身,100年前英法的“公平”分割,为后来黎巴嫩的百年动荡,甚至是这次大爆炸人为地埋下了伏笔。

持续千年的宗教斗争

现在的黎巴嫩派系林立,仅黎巴嫩官方合法的宗教派别就有18个,而每个宗教团体又有各自的政治团体。仅从宗教角度而言,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黎巴嫩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因素造成的。自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马龙派在黎巴嫩生根发芽并不断壮大。然而黎巴嫩所处的地理位置让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上各个王朝与国家相互争抢的前哨阵地。

△圣马龙(St. Maron),是马龙派创始人。公元5世纪,马龙派遭受罗马帝国的政治迫害,来到黎巴嫩山。

自公元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国教后,中东地区本土的基督徒反而因为其宗教理念与欧洲人不合,成为异端并被打压。其中,于5世纪创立的马龙派,作为基督教的分支来到黎巴嫩,吸纳当地其余的基督教教徒不断壮大。与此同时,东方的伊斯兰教派也在不断壮大,但各种非主流派系也遭受了和基督教少数派系同样的命运。其中,一支起源于埃及名为德鲁兹派,脱胎于什叶派的伊斯兰教派也同样来到了黎巴嫩。两派在外界不断争斗的历史背景下,也在彼此较量。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近7个世纪的战争间,由于当时各大帝国为拉拢当地统治势力,黎巴嫩的各个宗教教派也因此被赋予了一定的自治权。自此,黎巴嫩的宗教团体大都具有政治实体的特征,享有当地的税收。也正由于基督教马龙派与伊斯兰教德鲁兹派各自呈现出割据对立的状态,双方也爆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公元629年,由于罗马帝国战败,黎巴嫩开始了一段逾千年的伊斯兰统治时期。

△法赫鲁丁二世(Fakhr ad-Din Ⅱ),17世纪上半叶曾试图摆脱奥斯曼帝国控制独立建国,后因独立倾向被奥斯曼帝国政府斩首示众。

奥斯曼帝国时期,由于顾忌基督徒形成割据势力,穆罕默德二世任命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都很有威望的法赫鲁丁·马安(1460—1544)为黎巴嫩山第一任埃米尔(伊斯兰教国家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称号,即总督),史称法赫鲁丁一世。但由于其孙,法赫鲁丁二世公然叛乱,妄图吞并阿拉伯半岛并自行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最终被废黜。随后,奥斯曼帝国为进一步实现对黎巴嫩的控制,在派驻新任埃米尔的同时不惜违背伊斯兰教教义允许改宗(即改变信仰的教派),以期缓和黎巴嫩的内部宗教对立,但是现实却事与愿违。

△19世纪下半叶,法国对黎巴嫩进行了军事远征。

步入19世纪后,由于欧洲殖民主义浪潮,马龙派在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的支持下,掌握了地方自治权,成为殖民主义在山区的代理人。1920年,为了完全摆脱在伊斯兰统治下长期作为“顺民”的二等公民地位,以马龙派为首的各基督教派一致怂恿法国委任统治者成立“独立”的大黎巴嫩,以确保基督徒的利益。

法国殖民者留下的祸根

如果仅从宗教的多元角度看,构成目前黎巴嫩18个合法宗教团体更多的是历史原因。但是,让宗教矛盾上升至合法的政治分歧,则是法国殖民者留下的祸根。

△1922年,法国统治下的黎巴嫩与叙利亚地区边界,其中绿色地区史称大黎巴嫩。

一战后,法国占领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对两国的领土进行了调整,将叙利亚一部分属于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地方划入了黎巴嫩,于是,黎巴嫩的教派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主要包括基督教马龙派、基督教东正派、伊斯兰教逊尼派、伊斯兰教德鲁兹派和伊斯兰教什叶派这五大势力。自1920年法国接管黎巴嫩后,黎巴嫩权力分配更加偏向于基督教,其采用的治理模式也是当时流行的分而治之的方式,人为通过宗教信仰进行区域划分。而为了分配议会中的议席,1934 年,黎巴嫩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得出的结论是:基督教人口与伊斯兰人口的比例为 6:5。从此以后,在议会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席位分配始终保持 6:5 的比例。

△1943年,黎巴嫩独立,新国旗沿用了黎巴嫩雪松的标志。

有了此前人口普查数据的支持,1943年,由于二战带来的巨大破坏,法国无暇顾及海外领地,在法国名义上退出黎巴嫩前,给黎巴嫩留下了一个看似完美弥合各方矛盾,但却暗含隐患的政治方案。黎巴嫩正式独立后,各派形成一种权力平衡的新模式,即1943年的国家公约(未成文),各方承认马龙派在国家事务中领导地位,由该派出任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等要职。作为平衡,外长由希腊东正教或希腊天主教人士出任,议会议长由伊斯兰教什叶派出任,总理由伊斯兰教逊尼派担任,伊斯兰教德鲁兹派人则出任国防部或其他政府部长。

受限制的民主模式

在独立前夕,同意这种联合政治形式的基本理由是,在黎巴嫩这样充满多重对立派系的国家中,这种政体倾向于促进稳定与民主。但是,如当年的奥斯曼帝国一样,历史证明其政治模式的预期目标仅有部分实现。它并不能确保所设想的政治稳定,也不能导致建立成熟的民主。黎巴嫩宗派联合模式是一种受限制的民主形式,因为它没有为黎巴嫩各大宗教团体都平等的政治权利,这种政治模式反而将黎巴嫩拉入了以宗教信仰为分野的身份政治中。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宣布了以色列国的成立。

而这种制度的弊端也很快展现出来,1948 年,以色列的建国和随即爆发的巴以战争将数十万难民丢给了黎巴嫩 。但为了维持黎巴嫩的政治稳定,黎巴嫩拒绝吸纳难民,致使这些难民的后代持续生活在贫困之中,无法融进当地社会。黎巴嫩政府的做法引起了国内伊斯兰教徒的不满,但由于此前的所谓比例制度,如果伊斯兰教派提出吸纳难民,那么基督教方面的政党的议席与政治权力就会相应降低,故而基督教方面决然不会同意。由于中东地区常年战火,在随后的时间中,黎巴嫩国内的难民数量激增。据联合国不完全统计,目前黎巴嫩至少有130至140万的难民,而黎巴嫩人口总共只有700万。

“中东巴黎”与畸形的经济

尽管政治模式存在弊端,与法国等欧美国家的紧密也客观上促进了黎巴嫩的经济发展,也是在这一时期,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获得了“中东巴黎”的美誉。但数据显示,黎巴嫩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近乎畸形而病态的。

△2013年,黎巴嫩美国大学发布了一份黎巴嫩公共政策研究报告,记录了黎巴嫩从建国至2012年的经济数据。

从1950年至1975年,黎巴嫩的年平均GDP增速在5%至7%之间,远远高于中东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同一时期,农业在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20%下降到9%,而制造业越来越以出口为导向,其份额从9%上升到14%。贸易和服务业继续占GDP的最大份额,1974年估计为67%。旅游业在1968年至1974年之间增长了四倍,占GDP的10%。然而,经济发展落实在分配上则表现出了异样。黎巴嫩农业产值占呈现大幅萎缩,普遍表现在大多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伊斯兰教徒其经济收入远低于普遍生活在城市的基督教徒。现有数据表明,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尽管贫困人口的百分比下降了,但直到1970年代初,这一比例一直保持不变,大约占总人口的一半,长期维持在高水平。最富有的阶层(占人口的4%)继续占国民收入 的相当大一部分,约为三分之一。银行存款总额的差距则更为明显,1970—1974年期间,占黎巴嫩总人口3%至4%的人享有84%的银行存款总额。体现在政治上,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化也令黎巴嫩当地出现了新社会群体, 工人团体等社会底层也开始进行结社并提出了其政治诉求。1970年至1975年间,黎巴嫩频繁出现学生与工人运动,反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但由于黎巴嫩仍然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为分野,并以6:5的方式构成执政团体,以经济和社会层级作为代表的社会团体并不能政治权力。

△黎巴嫩政府缺少合理的城市规划,导致大量贫民聚居在城市角落。

由于黎巴嫩的政治制度难以对其经济作出改革和合理的城市规划,加之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黎巴嫩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不均衡,这也促使黎巴嫩陷入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恶性循环。在1960年至1965年之间,有20%的农村人口(12万人)搬迁到贝鲁特,但城市的基础设施难以支持大量农村人口。有52%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超过十万的城市,而39%的人口居住在人口少于5千人的村庄。更令人担忧的是,尽管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直至1970年,黎巴嫩的文盲率仍然高居32% 。

长达16年多方交织的黎巴嫩内战

与西方的紧密让黎巴嫩获得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对立也在这一阶段逐渐升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前赴后继支持的犹太复国运动愈演愈烈,而中东世界也普遍分化为亲西方或反对西方两大对立阵营,巴以冲突便是这种对立的产物。在催生大量巴勒斯坦难民逃至黎巴嫩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约旦受挫,导致1971年巴解组织来到黎巴嫩。而来到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也加剧了黎巴嫩国内的宗教、政治对立,基督教人口支持以色列亲西方,而穆斯林人口则在其余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站队巴解组织。而令人颇为感叹的是,受制于自身政治模式的黎巴嫩中央政府对突然入境的巴解组织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它在自己国境内与以色列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战斗。

△1970年的“ 黑色九月 ”事件中,约旦对武装团体的进攻使巴解组织遭受了重大损失。巴解组织被驱逐出约旦,一部分巴解组织成员进入黎巴嫩。

纷繁复杂的外部地缘政治斗争,以及党派林立、与境外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宗教政治实体共同造就了一个低效、毫无治理能力的黎巴嫩中央政府。也正是在这样混乱之下的无为,进一步加剧了黎巴嫩国内的社会经济矛盾。而这最终导致了始自1975年,长达16年的黎巴嫩内战。

△1982年9月16日至9月18日,贝鲁特萨布拉街区和邻近的夏蒂拉难民营发生一场针对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的大屠杀,史称贝鲁特大屠杀。该起屠杀的凶手是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组织,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至今不明晰,大约在800人至3500人之间。

自1975年至1990年,黎巴嫩内战从军事力量划分,基本可以划分为4各部分,分别是基督教马龙派的长枪党、伊斯兰教逊尼派的未来阵线、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真主党以及叙利亚军队。长枪党身后是西方基督教的支持者,未来阵线背后则是沙特,真主党背后是伊朗,而叙利亚军队之所以介入黎巴嫩内战是因为早先在一战后法国强行将黎巴嫩剥离,介入黎巴嫩内战,在叙利亚方面来看是一次“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

△1982年以色列闪击黎巴嫩,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讲解作战计划。

长达16年的内战对黎巴嫩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了毁灭性影响。据联合国统计, 1990年黎巴嫩人口总数下降至300万,内战导致死亡人数为15万人,重伤 2 0万人, 失踪 1.5万人。内战也直接导致50万黎巴嫩人成为难民,从此流离失所。长期的交战也进一步加剧了黎巴嫩内部的派系对立,而非建国时最开始设计的各派融合。此外,由于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并对巴解组织进行围攻,客观上也加剧了内战的复杂性与损失。

△长期内战导致曾经的“中东巴黎”贝鲁特变为一片废墟

而由于长期内战,黎巴嫩的经济一度只能依靠外界输血与借贷维持。1975年内战爆发前,黎巴嫩的公共债务几乎为零,到1990年,公共债务已接近GDP的100%。与此同时,债务货币化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相较于1975年,黎巴嫩1990年流通货币增长了约385倍。而内战也进一步导致军阀、政治精英等既得利益群体与黎巴嫩普通民众的财富差距增大。截至1998年,黎巴嫩200个银行帐户的贷款数额占黎巴嫩全国长期贷款总额的50%以上。

无法放弃的落后民主制

然而漫长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畸形以及持续多年的战争仍然没有让黎巴嫩放弃1943年独立时的政治模式。1989年,在多方调解下,黎巴嫩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议员于沙特阿拉伯塔伊夫签订了和解文件,但该文件仅仅是修改了1943年国家公约中的各党派议员席位的比例,从原本的基督教、伊斯兰教6:5变为1:1。而在内战中的军阀也凭借这一份和解文件摇身一变成为了黎巴嫩合法的政治团体,截至目前,黎巴嫩全国的政党总数升至200余个。

△2005年,黎巴嫩爆发“雪松革命”

但内战后城市的重建,掩盖了原本黎巴嫩政治制度的弊端。上世纪90年代后,黎巴嫩的经济因城市重建而快速增长。然而此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并没有随着内战的爆发与结束得以根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经历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后,从冷战后的东欧剧变——捷克斯洛伐克 “天鹅绒般平和柔滑”的政权更迭中得到启示,以一种相对隐匿的方式输出所谓自由主义与民主的意识形态。这也催生了在21世纪初部分独联体国家爆发的颜色革命。而在黎巴嫩,颜色革命以2005年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的遇刺身亡为契机,以手持印有雪松标志的黎巴嫩国旗游行示威的民众,要求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以及本国政府辞职的政治诉求开始,史称“雪松革命”。

美国人深信不疑的“阿拉伯之春”

自此,一场浩浩荡荡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非暴力民权运动在中东遍地开花,而西方国家称之为“阿拉伯之春”。当时西方世界普遍以为,在中东国家爆发的国民运动能够拔除宗教势力,建立现代民主政体国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在这时开始“亲力亲为”,投入到所谓的中东“解放浪潮”之中。美联社报道称,美国在埃及建立了“青年领袖训练班”,以期对埃及民众进行培训并组织当地民众进行反政府游行与抗议活动。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等组织发布的调查显示,突尼斯与埃及军方高层在民众抗议活动的前一周都曾赴华盛顿,并收到了可以推翻现有政权的“绿灯信号”。

△突尼斯发生“茉莉花革命”后,突尼斯频发骚乱,时任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于2011年1月14日出逃沙特阿拉伯

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游行,紧接着,叙利亚全国陷入了长达9年的内战。两个月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务院发表有关中东事务的演讲,明确将输出“民主”作为对中东战略。而这则进一步激化了中东各国政治、社会矛盾。同年8月,奥巴马扬言称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必须下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开始积极响应,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但9年过去,美国人所信奉的“民主”却制造出了极端恐怖组织“ISIS”和大量无家可归的难民。也正因此,黎巴嫩境内的难民数量在近年增至140万,接近黎巴嫩全国总人口的1/4,而其中大部分难民正是叙利亚内战产生的。

△2011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务院演讲时阐释其中东和北非政策

自黎巴嫩爆发“雪松革命”后,黎巴嫩并没有如美国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更平等、民主的社会。法国遗留下的“民主遗产”在漫长的岁月后,使得精英阶层的统治愈加牢固,银行大资本家的垄断地位持续巩固并伴随着极端的政府腐败。与之相反,西方国家对中东输出的“民主”加剧并激化了中东国家普通民众与政府的矛盾。体现在黎巴嫩则表现为,底层民众要求更高的福利待遇、更高的生活条件以及一个更为高效、清廉的政府,然而限于黎巴嫩联合式低效、扯皮的政治模式,任何改革工作都难以为继。

不断重复的“必然”

在此次贝鲁特爆炸前,黎巴嫩爆发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黎巴嫩经济学家罗伊·巴达罗(Roy Badaro)表示,黎巴嫩人严重依赖进口, 进口商品占黎巴嫩消费总额的60%。由于进口和消费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因此美元汇率的飙升会转化为零售价格的大幅上涨。根据黎巴嫩当地金融研究机构Credit Libanais的最新报告,黎巴嫩仅服装和鞋类产品的年价格就上涨了345%。此外,为应对新冠疫情采取的封锁措施导致黎巴嫩小企业倒闭和大规模裁员,使该国处于崩溃边缘。黎巴嫩镑在7月一个月内贬值了60%以上,从2019年10月以来贬值了80%。全黎巴嫩都面对着价格飞涨、商品消失的困境。除了购买力的下降,恶性的通货膨胀也在逐步导致黎巴嫩人外逃。在自身本就是全球难民比例最高国家的基础上,黎巴嫩自身或将制造大量难民。贝鲁特美国大学经济学教授贾德·查班(Jad Chaaban)表示,目前黎巴嫩整个银行系统中约有3/4的存款都折合为美元计价,许多普通的黎巴嫩人可能损失了大部分或全部储蓄。

但实际上,早在此次通货膨胀危机爆发之前,黎巴嫩的西方盟友就明确表示,除非黎巴嫩政府致力于改革腐败和臃肿的政府公共部门,否则他们将无能为力。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2018年以来,各方已经为黎巴嫩了110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和投资,条件是政府必须进行一些有限的调整。然而从结果上看,如果不彻底摆脱历史遗留下来的“民主”,任何对黎巴嫩的救助都只是杯水车薪。而此次的恶性通胀,也不过是早已预知的必然。无独有偶,这样的“必然”同样可以用以冠名8月4日的贝鲁特大爆炸。

大爆炸后 “退一步”的黎巴嫩政要

当地时间8月7日,时任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表示,他在3周前便知晓贝鲁特港口有危险品库存,并立即命令军事与安全机构采取必要的行动。而自2013年,此次爆炸的2750吨硝酸铵运至贝鲁特港并封存至今的6年里,黎巴嫩政府已经更换了3名总统,却无一人对其进行任何处理。而更吊诡的是,作为黎巴嫩总统,奥恩在贝鲁特港发生爆炸后,却表明“我不负责……我没有权力直接与港口打交道”。

△当地时间10日晚,时任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布在电视讲话中宣布,黎巴嫩政府集体辞职。

与总统奥恩作类似发言的还有时任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布。当地时间10日晚,迪亚布在电视讲话中宣布黎巴嫩政府集体辞职。他在讲话中说,自己正在“退一步”从而“与民众并肩为改革而战”。同时,他还在强调,“黎巴嫩政治阶层应为自己感到羞耻,因为这场隐瞒七年的灾难是他们的腐败造成的。”身为一国最高行政长官,无论是奥恩还是迪亚布,在面对国家的巨大灾难,第一时间不是“进一步”承担并积极改革,反而是无视自己作为行政官员的职责,将自己视为普通民众督促其他官员进行改革。此外,10日迪亚布的发言中,明确提到,是黎巴嫩的教派领袖、寡头家族等政治精英阶层“用各种手段阻挠改革”,意图再次切割自己的。除了黎巴嫩总理和总统外,选择“退一步”撇清关系辞职的,还有黎巴嫩的新闻部长、司法部长、环境部长等多名高级别官员。据《纽约时报》报道,爆炸发生后,没有一名黎巴嫩政要出现在爆炸现场查看情况、抚恤灾民,因为政客们“害怕受到人们的袭击”。而种种这些不负的行为也招致黎巴嫩民众大规模的抗议。

贝鲁特的深坑与破碎的西方民主畅想

或许是对法国统治时期的眷恋,爆炸发生后,无数对政府失去耐心的黎巴嫩人寄希望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期许他能为黎巴嫩带来新的生机。而与他们诉求一道的,还有一句句“不要把救济金发放给黎巴嫩政府”的真诚恳求。

△8月9日星期日,黎巴嫩抗议者在贝鲁特爆炸发生地贝鲁特海港的附近写下抗议标语“我们的政府做的”。

此时,黎巴嫩山上仍然伫立着6000多年前生根发芽的雪松,它看着这片土地,看着这里的人民贯穿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亘久不绝的宗教冲突,然后法国人来了,带来了“民主”。100年后,美国的调查团又来了,他们不再有当年鼓吹“阿拉伯之春”时的自信,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留在贝鲁特港的深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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